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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星历史上,为何会出现野蛮征服文明_这个历史悖论怎么解释_

根本没有什么悖论。

罗马与蛮族、明朝与女真,实际上都在同一文明水准上,即前现代社会。所以,说不上谁更文明、谁更野蛮。

在前现代社会,大家的文明差异,仅是量上的程度不一,而不是质上的无法赶超。甚至,只能说是文化上的差异,即横向上的千姿百态,而不是文明上的悬殊,即纵向上的天壤之别。

而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标准,也多是价值标准,而不是事实标准。

你喜欢唐诗宋词,所以认为唐朝、宋朝更发达。但人家就喜欢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地见牛羊”,所以认为匈奴、鲜卑也不差。

现代社会有两个本质特征:一是人均GDP长期而持续增长;二是能够有效约束暴力。关于现代社会的定义很多,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两条特征?

因为这两条具体可见。

是否理性、是否祛魅、是否个人觉醒,用这些标准来区分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,不仅过于抽象,而且仍然是概念对概念的空对空。

比照现代社会的这两条特征,我们就能大体上分析前现代社会或古代社会的实际样貌:

一是人均GDP不能长期而持续增长。只要限定了发展空间,古代社会就无法长时间增加社会财富,即无法实现经济发展。

从明朝晚期到清朝中叶,在总共240年中,虽然经历了康乾盛世,但中国的人均GDP不仅没有上升,反而下降了25%。可想而知的是:大家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好,而是越过越差。

为什么是人均GDP而不是总量GDP?

清朝在入关之前和入关之后,其GDP或GDP总量肯定不一样,因为土地多了、人口多了,这个GDP就要上升。但这个上升或这个财富,是暴力分配的结果,而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。所以,总量GDP没有意义。

因此,在前现代社会中,无论是农耕生产还是游牧生产,或者说无论是所谓发达文明还是所谓的野蛮文明,都无法持续增加社会财富。

发展快的,到了瓶颈线就无法突破,而只能等待发展慢的;发展慢的,也不会没有反超的机会,只需一个窗口就能轻松反超。

二是无法约束暴力。这个暴力,既有内部暴力,也有外部暴力。但无论是哪种暴力,都能将整个社会打到崩溃。

安史之乱,属于没能约束内部暴力。大唐帝国何等荣耀,但一场内乱就把自己搞没半条命。甚至,有人认为大唐在这时候已经死了。除了武将造反,当然还有各种农民起义,如隋末农民起义、元末农民起义、明末农民起义,等等,不胜枚举。这都不用别人来打,自己都能把自己打死。

五胡乱华、金灭辽宋、元灭南宋,则属于没能约束外部暴力。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野蛮征服文明。但换个说法,实际就是没能有效约束外部暴力。所以,这个过程中,根本不需要讨论谁更文明、谁个野蛮。

此外,外部暴力能够发挥作用,往往也是因为内部本就出了问题。

一种问题是内部暴力已经把自己玩废了。比如五胡乱华前的八王之乱;满清入关之前的闯王进京。

一种问题是人均GDP不再增长,甚至衰退。比如北宋徽宗时期,看似繁荣昌盛,实际已经入不敷出,国家没钱、百姓也没钱。

即便是文明程度不一,那还是能够区分先进与落后,你总不能说汉朝比匈奴更落后、蒙古比明朝更先进吧?

置身事外的我们,当然可以用文明和野蛮的大词搞出各种定义和各种比较。但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呢?

居延汉简记载了张掖郡百姓崔自当的一个生活细节。崔自当要从家住的觻得县北乡义成里到居延县购买生活用品。而这件事却要多复杂有多复杂:

首先,崔自当要向所在地政府提出申请;

之后,基层官员要审查崔自当的经济状况,确认其是否具备出行资格;

第三,觻得县的县丞要出具文件,发往崔自当前往居延现所必经的两处关隘,同时所出具的文件还要有县掾和令史的签字;

第四,完成这些申请和文件流转后,崔自当才能前往居延县购买生活用品。

这时候是汉成帝元年,即公元前12年。我们不禁要问:文明而发达的大汉帝国,为何要实行如此复杂的社会管理?

崔自当不是大汉帝国的主人,而是大汉帝国的财产。

他不仅要向帝国缴纳物质产出,而且还要为帝国无偿徭役。所以,帝国政府当然有理由怀疑他会逃跑,也有必要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他逃跑。

那么,身在边地的崔自当,会跑到哪里去?

当然就是匈奴。

匈奴的生活未必有多好,但匈奴的管理很宽松。在匈奴,没有严密的官僚制度、没有沉重的苛捐杂税,随处都是单于想管也管不过来的自由草原。

一方是文明的大汉帝国,但苛政猛于虎;一方是野蛮的草原匈奴,但自由到没人管,这时候,大汉小民崔自当会怎么选?

这种事,不仅发生在汉朝,也发生在明朝。

16世纪末,蒙古土默特万户领地,竟流入了超过10万的汉族农民。汉族农民在这里“开良田千顷”“村连数百”。

而在内喀尔喀五鄂托克领地内,很多首领驻帐周围三四十里地内,竟出现了大量汉族农民居住的板升村落。

以致《明实录》都有这样的记载:

东虏三卫与东西板升,徒聚耕牧者,皆我黔首,甘为虏用,彼何乐去其乡哉?

那么,身处文明世界大明子民为何要跑到野蛮世界的蒙古草原?

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,草数束,别无差役。

这就是原因。

大明虽然先进,却苛政猛于虎。不说各种苛捐杂税,就是名目繁多的差役,也能让百姓苦不堪言。而落后的蒙古草原呢?只需要每年向领主缴纳一些象征性的赋税就够了,甚至连草都可以。

这时候,对于当时人来说,这种所谓先进与落后、文明与野蛮的区分,还有什么意义?

没有意义。

既然没有意义,那谁胜谁负,也就不能以是否文明、是否野蛮来判定。所以,也就只能是看似野蛮征服了文明。

但这么认识也是用特殊取代了一般。一般的情况不是野蛮征服文明,而还是文明征服野蛮。

历数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,所谓野蛮的胡人王朝才有几个,又统治了多少时间?而所谓文明的中原王朝又有多少,又统治了多少时间?

甚至,即便是野蛮胡人王朝,也总会文明起来。入主中原的大元朝,肯定不能允许中原农民象征性地上缴几束草来糊弄自己。所以,他们也一定要文明起来,各种苛捐杂税一样不能少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

王朝管理越严密、政府成本越高昂。这个成本,甚至只需要观察官员数量就行。大唐太宗时期,长安朝廷的官员定员是730人;而大唐玄宗时期,长安朝廷的编制内(带品级)宦官就有3000多人。

这就是文明所带来的成本。

政府成本高昂,而且越来越高昂。但社会总财富却无法增加。因为人均GDP无法增加。所以,一旦帝国疆域被锁死,那就一定会面临财政问题。

这时候,文明的帝国只能停止发展,好一点儿的原地踏步,坏一点儿的自己作死,然后等着被野蛮的帝国所超越。

此消彼长之后,也就有了野蛮征服文明。一旦征服文明,野蛮也比会文明。这时候,文明到底是什么?

文明没能促进经济发展,人均GDP没有增长。

在前现代社会,人均GDP一旦从百废待兴进入到百废俱兴,就会掉头向下。那文明社会的繁荣呢?前期是因为百废俱兴的物资财富积累,后期则是暴力支撑下的内部分配。大唐长安城朱门酒肉臭,甚至不用到长安之外,则路有冻死骨。同理,繁华不可胜数的大宋东京汴梁城也是如此,城里一派繁荣,城外却已卖儿卖女。而我们只是看到了文明的长安、文明的汴梁,却没有看到不那么文明的大唐和大宋。

文明也没能约束暴力,暴力冲动无法被遏制。

因为社会财富不会增加,所以明天未必比今天好。于是,暴力成为利益和资源分配的根本原因。内部暴力、外部暴力,数不胜数。看一看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和将军造反就行了。历代王朝都在约束暴力,却从来没有约束成功的。

如果文明是过河,那为了过河,我们就要修桥、就要造船。于是,我们文明了。但是,之后呢?我们修了桥、也造了船,却忘记了过河。接着,竟然是不停地修桥、不停地造船,也就是不停地用文明的制度和管理来分配社会财富,而不是过河去创造社会财富。

文明只是让历代王朝的统治工具和统治技术更文明了,却没有让帝国百姓更富足、让帝国治理更进步。

文明到内卷,然后内卷到崩溃。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文明。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”。与其如此之文明,还不如如彼之野蛮。